中国汉字的起源，一直是学术界争议最多的话题之一。
从上世纪初开始，很多人都把汉字的诞生归结为商代晚期的甲骨文，时间大概在距今三千三百年前左右，这个说法曾长期被视为权威。
但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，尤其是贾湖、双墩这些遗址的出土物，彻底改写了这个认知，现在可以非常明确地说，中国汉字的历史，已经被官方实锤地推到了七千年前，甚至更早。
这并不是某个民间说法或者猜测，也不是哪个专家为了博眼球而刻意放出的噱头，而是实实在在的考古成果，比如贾湖遗址的发现，它的位置在河南省舞阳县，属于黄河中游地区。
这个遗址最早是在1983年开始系统发掘的，到了1987年，考古队在一座编号为M330的墓葬中，清理出几片龟甲，考古人员在用毛刷处理其中一片时，发现了表面有类似“眼睛”的符号，这个符号不是随便乱刻的，它是多个笔画组合而成，结构清晰，有明显的刻划方向和顺序。
展开剩余83%这一个符号，后来被研究人员认为有可能就是后来的“目”字雏形，也就是说，早在八千年前，生活在贾湖地区的先民就已经在使用具有记录功能的符号了。
这个发现并不是孤例，经过进一步清理和统计，整个贾湖遗址一共出土了17个类似的刻符，分别分布在龟甲、骨器、石器和陶器上，这些刻符有简单的直线划痕，也有复杂的复合型图案，而且大多刻在器物的特定部位，并不具备装饰功能。
为了确认这些刻符的年代，考古团队进行了碳十四检测，结果显示，这些刻符的年代在距今7500年以上，有的接近8800年，这一点也得到了权威考古机构的认可，并被写入多部国家级的考古年鉴和研究报告中。
也就是说，这不是某一位学者的孤立意见，而是经过反复验证后的结论，从这个角度讲，说中国汉字起源于三千三百年前的甲骨文时代，已经显得过时了。
不光是贾湖，安徽的双墩遗址也给出了进一步的证据，这个遗址位于蚌埠市郊区，是淮河流域最典型的新石器时代聚落之一。
1986年，考古队在东南角一个凹沟里，发现了大量陶器碎片，在清理这些陶片时，他们吃了一惊，有630多个符号被刻在陶器底部的圈足内侧，这种位置并不是给人欣赏用的，这也足以说明这些符号的作用不是装饰，而更有可能是用于记录。
这些符号的内容丰富，有明显的水纹图案，也有类似狩猎、捕鱼的场景，还有一些抽象符号，可能代表自然现象或部落标记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些符号的书写顺序和用刀方式，与后来的汉字笔顺几乎一致。
比方说，先横后竖、先左后右这些习惯，在双墩刻符中已经非常明显，经过碳十四检测，基本确定在距今7300年左右，和贾湖刻符一样，这些符号也已经具备了“形”的特征，意思是它们长得有规则。
此外从功能上看，这些符号跟生活、祭祀、组织管理密切相关，也就具备了“义”的特征，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准确知道它们的发音，但既然它们被反复使用，肯定是和当时的语言有配套的读音存在。
再往后看，陕西的半坡遗址、山东的大汶口遗址、山西的陶寺遗址，都发现了类似的刻符现象，这些遗址的年代分别在6000年、5000年和4000年前后，刻符的复杂程度也在不断提高。
像在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符号，已经接近成体系的文字表达，到了殷墟甲骨文阶段，这种表达方式最终定型，成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汉字。
这条从贾湖到甲骨文的线索，已经被考古界广泛认可，国家文物局、各地文物研究所、考古学会都在近年的研究报告中反复引用这些证据。
2024年官方发布的汇报中，就专门提到了贾湖和双墩刻符的重要性，并明确指出中国文字起源可追溯至距今至少7000年，这已经是官方结论，而不是某个人的意见了。
很多人一直纠结夏朝到底有没有文字，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没必要再纠结，夏朝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600年之间，也就是距今3800年左右，这个时间点，正好处在文字从原始符号向成熟文字过渡的中间阶段。
以前山西陶寺遗址，就被认为是夏文化的早期阶段，里面也发现了朱书符号，而河南二里头遗址，被视为夏朝晚期都城，这里尽管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的大量文字，但也出土了一些陶器符号，这些符号的结构和书写方式，也基本延续了之前的传统。
换句话说，贾湖和双墩的刻符已经说明，早在夏朝之前，中国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记录信息的能力，到了夏朝时期，这种能力不但没有断绝，反而在不断完善，商代的甲骨文，只是这个过程的结果，而不是起点。
2024年，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了一片卜甲，上面刻有“朏”字，是古代记载月相变化的词汇之一，可以佐证商周时期，文字已经能够精确记录天文历法。
这种使用文字记录自然现象的能力，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冒出来的，背后必然有长期的文字积累，而这种积累，正是从贾湖、双墩那样的刻符开始的。
总的来说，现在的考古证据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，中国文字并不是三千多年前突然冒出来的，也不是从某一天突然诞生的，它是一点点演化出来的，从最早的简单符号，到逐渐形成规则，再到能够表达复杂概念，最后成为系统化的文字。
汉字的起源，不再是一个靠猜的命题，它是一个有实物、有时间、有逻辑的过程，贾湖、双墩、半坡、大汶口、陶寺、二里头、殷墟，这些遗址一个接一个，构成了一条清晰可靠的证据链，每一个阶段的刻符都比前一个阶段更复杂、更系统，这说明汉字从来没有断过传承。
所以，现在再去纠结夏朝有没有文字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，考古已经给出了答案，夏朝处在文字演化的中间阶段，肯定是有文字的，只不过它还没发展到甲骨文那个层次，我们不应该用成熟文字的标准去要求一个正在过渡中的文明阶段。
未来的考古还会继续推进，也许会在更多遗址中发现新的符号，也可能会找到更明确的夏代文字证据，但即使没有这些，贾湖和双墩的实物已经足够有说服力，因为它们不仅时间早，而且结构清晰，书写有序，用途明确，这些都不是随便划拉几笔就能做到的。
现在，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，中国汉字的历史已经被正式推到了七千年前，这不是简单的时间提前，而是认知的全面更新，汉字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，它的根在远古，它的枝叶从未中断，现在我们所用的每一个字，都能在这条演化链中找到祖先的影子。
这就是考古带来的现实，不靠猜，不靠传说，只靠实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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